研究表明，“唐宋八大家”称谓的正式出现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始自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明万历七年（1579年），这部书的初刻本由他的侄子茅一桂校勘，并刊刻于杭州，这部古籍承载着“唐宋八大家”之名确立的重要记忆。辽博藏有16卷明刻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更重要的是，这部古籍是初刻本，即首次刊刻的版本，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壹

       这部书在明代曾多次再版

　　研究“唐宋八大家”称谓的由来，明刻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文钞》）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存在，这部书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博典藏部副研究馆员张书慧告诉记者，这部书是明刻茅坤编《文钞》的初刻本。

　　这部古籍前面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总序》的题款为“万历己卯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和“侄茅一桂校刊”。

　　万历己卯为明万历七年（1579年），比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可知，《文钞》初刻本共144卷。辽博藏本是残卷，仅是其第一部分《唐大家韩文公文钞》共16卷12册。幸运的是，全书的总序保存完整，书中的《韩文公文钞引》也保存完好。

　　史料记载，明刻茅坤编《文钞》刊刻于杭州，当时便受到追捧，一书难求，以至民间多次再版，甚至出现了借用茅坤的影响力印制“唐宋八大家”文集的相近版本。

　　目前人们知道的影响比较大的第一次再版发生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此时距初刻本发行已经50年，在时任山东学政的方应祥主持下，茅坤《文钞》得以再版，后人称其为“方应祥刻本”，全书共166卷。

　　方应祥在《重刻八大家文钞叙》中简单介绍了这一版本的刊刻缘由后，写明：“因向吾友孝若氏，乞其家藏手批原本，捧持以往，为东方指南。此愿不遂，乃与子将及其甥杨次弁，谋校雠付梓人，公诸四方。”这里的孝若，是茅坤的小儿子茅维，字孝若，又号僧昙，是明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方应祥以山东学政的身份向茅维借阅家藏的茅坤手批原件用于再版，却没有借到，不得已与其子和外甥杨次弁找寻校对人和出版商，将《文钞》再版发行。这件事侧面反映了当时茅家人已经注意到了茅坤编《文钞》的遗产价值，也为茅家人自己再版祖先著作埋下伏笔。

　　果然，在“方应祥刻本”再版仅3年之后，明崇祯四年（1631年），茅坤之孙茅著重新修订了茅坤《文钞》，并主持了另一个新版本的刊刻，即“茅著刻本”。

　　茅著刻本题有：“归安鹿门茅坤批评，孙男陶叔著订。”其《跋》记有：“虎林本行世既久，不无模糊……虽读父书，希绍祖业，用是与舅氏吴毓醇重加考较，精于杀青。”所署落款为：“岁在辛未，跋于虎丘之卧石轩。”

　　辛未年为明崇祯四年。事实证明，茅家对当时的图书市场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今所行者，皆著重订本也。”说的是茅著刻本刊行量大，后世用的都是这个版本。

　　贰 

       最初是茅家子弟的课本

　　张书慧说：“这部《文钞》虽是残卷，但是跨越400多年时光，书册除了一些岁月留下来的斑痕，基本保存良好，字迹清晰易读，是经过藏家精心保存过的‘幸运者’。”

　　辽博藏明刻茅坤编《文钞》采用的是白棉纸，这种纸张与明代印书使用量较大的竹纸比较，造价更高，更耐保存。

　　书籍的《总叙》《文旨》及各卷《引文》部分采用楷书，目录及正文用的则是宋体字，部分反映了雕版印刷技术在明代的发展水平。翻看书页，每页9列，每列19个大字，正文里面经常出现竖排小字，这是茅坤的批注。正文的字里行间还不时会出现长串的水滴状黑点，这是茅坤做的标记，认为是值得借鉴的佳句。

　　茅坤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湖州府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因政绩卓著，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擢升为礼部和吏部官员，后受牵连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被降职。后来，两广总督应槚请旨调茅坤至广西参与征剿军务。嘉靖末年，浙江总督胡宗宪聘请茅坤为幕僚，共商抗倭事宜。因家人横行乡里，茅坤被削籍归家，至此结束官宦生涯，专务家业，《明史》载“用心计治生，家大起”。

　　茅坤家业富庶，热衷收藏。茅坤的藏书在当时声名远播，书楼名“白桦楼”“玉芝山房”，有藏书楼数十间，仍然装不下。

　　此外，茅坤还投入大量时间教育家族中的子弟，《文钞》便是在这个过程中选辑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