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5年编纂，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纂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日前首次全部整理出版，才让先后任副主编、主编。　杨艳敏　摄

　　中新网兰州2月11日电 (记者 丁思 杨艳敏)“由于种种原因，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大都流散海外，分藏在法国、英国等国，我们通过影印出版的形式让流散的文献‘回家’。”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才让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中新网记者采访，谈及其15年出版敦煌藏文文献的故事。

　　历经15年编纂，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纂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日前首次全部整理出版，才让先后任副主编、主编。

　　结缘：在敦煌文献里“摸着石头过河”

　　此时正值寒假，受疫情影响，才让研究团队的大部分学生都已回家，他依旧每日抽出一段时间来学校办公室，整理、查阅文献，为即将出版的《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做准备。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6万余件文献。其中古藏文文献达上万件，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这些古藏文文献涉及历史著作、法律文书等诸多内容，其中佛经约占九成。

该套文献收录有3174个文献编号、2.8万余幅高清图版，囊括法藏全部敦煌藏文文献。　杨艳敏 摄

　　大量出土的敦煌文献流失海外，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一度曾处于落后状态。随着国际交流频繁与合作增多，中国学者奋起直追，目前已成为敦煌汉文文献研究的主力，但敦煌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胡语文献的研究而言，海外学界仍有一定的优势。

　　“藏文文献量大且丰富，涉足该领域的外国学者较多且成果丰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仅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才让说，资料不易到手是主要原因，其次是当时学术界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认识不足，国内少量的研究者以探索社会经济文书、历史著作为主，而对大宗的佛教文献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众佛教文献尚未被学界触及。

　　西北民族大学有着深厚的藏学研究基础和人才团队，2005年，该校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签定了合作编纂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协议，由该校负责文献的编纂。为此，2006年，学校成立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专门从事对流失海外的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

　　“刚开始加入到这个团队，有些担心，没有任何经验，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不断接触，我们对敦煌藏文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在文献定名编目方面质量逐渐提高，而且我们也找到了各自研究的切入点和个人喜好的研究领域。”他说，“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求知欲越来越强烈。”

　　目标：将法藏、英藏敦煌文献全部出版

　　敦煌古藏文文献是目前存世的最为古老的藏文文献，其内容包括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政事文书、法律条文、文学著作、书函、占卜文书等，是吐蕃历史文化、藏文佛典形成史、西域史、社会史、汉藏文化交流、中古“丝绸之路”等研究必备文献，堪称第一手资料，学术价值重大。

　　2005年，才让及其团队开始着手法藏、英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编目。

　　由于年代久远、抄写不规范，部分文献辨认难度很大；加之仍有许多文献没有被定名或者定名定性不够准确，为该文献编目工作增添了难度。在参考法国、中国学者编目的基础上，对未认定的无题名的佛教文献，经与相关传世文献比对，重新确定名称。团队在文献定名方面有重大突破，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于残缺而无名称的佛教文献，我们根据文献提供的信息，查阅藏文《大藏经》，以确认是否有收录。早年间没有能够智能检索的藏文《大藏经》数据库，我们就通过人工一一查对，特别费时，有时一无所获。对部分无法查阅的文献，我们还去请教过寺院的学者。”才让说，编目工作琐碎耗时，团队成员们为了查找一处文献看得头昏眼花。查阅比对大量的相关研究资料，这也让他对敦煌文献中的藏文文献史料“如数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