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文主要论证的，是用揽替代览来避讳，不合乎当时应有的避讳礼法。确如《揽》文所言，如果用改字的方法避讳，更规范的是用一个字义相通，但字形、字音不一样的字来替代，即同训代换。如避讳晋武帝司马炎，遇炎字就改为盛字；避讳晋元帝司马睿，遇睿字可改为明字。这样的避讳方法，多用于避国讳，《揽》文汇集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国讳30余例，兹不重述。

　　而士人间避私讳或家讳，《世说新语·文学》第77则颇有代表性：庾阐写《扬都赋》，有一句“比德则玉亮”。当时另一位重臣庾亮要来看这篇赋，为了避讳庾亮的名字，庾阐就把此句改为“比德则玉润”。这代表了祁小春先生认定的当时改字避讳之规范。

　　但是，类似王羲之以揽代览，用改易偏旁来改字避讳，也有不少例子。陈寿作《三国志》，为了避讳司马懿，将张懿的名字写成张壹，减损了懿字的偏旁。当时，为了避讳司马师，将传说中的风神——风师，改称风帅，也是用减损字的笔画来避讳。

　　更有代表性的，是《揽》文反复举证的王舒之例：朝廷让王舒担任会稽内史的官职，王舒是王会之子，为了避讳父亲的名字，王舒表示不能去会稽做官。后来朝廷将会稽改为郐稽，王舒不得已只好去任职。这个例子固然可以说明，将会添加偏旁改成郐，并不严格符合避讳规范，所以王舒并不满意。但同时也恰恰说明，改易偏旁改字避讳的方法，当时也是使用的。当然，会与郐不但字形不同，字音也不同，而王羲之改览为揽，虽然字形不同，字音却相同——两者比较，王羲之是自己可控的改字，王舒是自己不可控的改字，王羲之反而改得更不严格——但这些情况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两者是宽严之分，并非对错之别？

　　与此类似，当时避讳司马昭的名字，将昭改作邵或韶，也是通过改易偏旁进行避讳。《揽》文对此的解释是，这些改易偏旁的避讳，字音、字形乃至字义都不同，而揽与览字音相同，所以不合规范。用改易偏旁的方法改字避讳，一定要字音不同才可以吗？

　　公认比较可信的王羲之传世书作（摹本或记载）中，王羲之写过“政”与“征”字：《十七帖》中，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淳化阁帖》中，有“送此鲤鱼，征与敬耶不”。与此同时，王羲之还会将正月，写成初月。

　　对待这一现象，从宋代起，人们一般认为，这是王羲之避讳祖父王正之名，或者用政、征替代正；或者回避正字，改用初字。

　　这两种情况，后者“以初代正”符合改字避讳的严格规范，问题出在前者。政与正，都是“之盛切”，同音。征，《说文解字》“从辵，正声”。这两个字与揽字的情况一样，改字避讳而字音相同。

　　如果按照《揽》文的推论观点，《十七帖》与《淳化阁帖》中的这两段，也应该是伪作。

　　《揽》文欲证明览改揽不符合避讳规范，从而认定《兰亭序》之伪，但同时又不能否定出现类似情况的《十七帖》、《淳化阁帖》之真，因此解释说，王羲之用政、征替代正，并非是避讳，只是同义字之间的假借。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正与政如果作为名词，如正月，就需要避讳，所以王羲之才把正月改作初月，而不能不规范地把正月写成政月。正与政、征如果作为动词、副词，词义可以互通，此时将正写为政或征，是假借，不是避讳。也就是说，如果词性是名词就要避讳，词性是动词、副词、就不用避讳。既然不是避讳，则同音无碍。至于古人为何只避讳名词，《揽》文认为避讳目的是避讳先人之名，所以名词避讳要求最严。

　　二是正作为政、征的部首字，如同横、撇、捺等笔画，因此可以存其音形而不讳。

　　名词、动词、副词之分，爰自近代，古人用字并无此类概念，如何按词性避讳？即便今天按词性分析当时避讳情况，《世说新语》记载，桓温的儿子桓玄，听人说到“温酒”，认为犯了自己的家讳，便以手巾掩泪。此处温酒之温就是动词，同样要避讳。《世说新语》又载，钟繇之子钟会，被别人用家讳开玩笑，说他“望卿遥遥不至”；《南史》载王彧之子王珣，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一句，被人问何不避讳。这里繇和遥、彧和郁都是字义互通的通假字，而且也都没有作为名词使用，可见非名词的通假字，同样要避讳。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