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结构回环，语言浅近。初读之下，貌似声情毕现。可是，一旦追问诗中所述是妻情还是友情？诗的情境顷刻就像“巴山夜雨”那样混沌幽暗了。即使启用现有阐释的诸多方案，也未能雨霁云消。读诗者与解诗者也许很少设想：这是一件在当时就可能无法寄出，甚至也不必寄出，因而永远无法寄达的私密记录。因为诗人主观上，根本不乐意公开标明这位北方收件人是女是男，是妻是友。诗人一生有太多的私密，如另诗《锦瑟》所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既要将生命中已然发生的事实与情感，及时书写以抵抗失忆，利于此后不时将生命的甘苦反复咀嚼，又要对那些不了解他的生命历程、不熟悉他的情感波澜的陌生读者或解诗达人，实施程度不同的保密和拒探，所以他刻意营建了一幢幢在情景设计上幻影重重、在语言表达上说而不明的诗体建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透过语言表象，《夜雨寄北》就是一座外观精致奇巧，内构幽微繁复，很难登堂观赏的私家小墅。本文拟在学界似乎前路不通，或自以为探得骊珠，实则只是接收到某种幻影的基础上，尝试避开“地面”险阻，改以“空降”直达，一探诗中的深深庭院。同时与现有解读妻情友情之见的美中不足略作商讨。

　　诗题与诗情的疑惑与角力

　　此诗有两个题目：《夜雨寄北》和《夜雨寄内》。回顾相关考证，高度集中在两个节点用力：诗题“寄北”和“寄内”，哪一个真实体现了诗人的宦游轨迹？哪一个更加符合全诗情感？第一问目前可以说已经接近解决。学界几乎一致选择《夜雨寄北》，再附带说明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作“寄内”，或者简述“一作‘寄内’”。理由包括两点：1.寄北可以包藏寄妻与寄友，因为李商隐的新家在长安，老家在河南，即使此诗是寄给李妻王氏的，寄北也是大方向无误的正确表达。2.根据“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时空坐标，以及学术界公认值得信赖的考证成果，迅速查明李商隐身处巴山的具体时间，再根据此时李商隐的妻子是否在世，作出是寄北（含寄妻、寄友）还是寄内（仅寄妻）的理解。第二问非常棘手，因为在目前的信息解码状态下，很难判定诗中表达的情感是妻情还是友情。

　　《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4日第13版载王树森《〈夜雨寄北〉为寄友的一条内证》说：“此诗自有支持题为‘寄北’（即寄友）而非‘寄内’之内证，这就是‘何当共剪西窗烛’一句中的‘西窗’。”“今通检清编《全唐诗》，‘西窗’一词共出现二十三次，不计商隐此诗，至少有十九例明确显示相关作品乃作于客居状态或描写待客活动。”王文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对全诗“中心枢纽”的理解出现偏误，因为成为此诗寄妻或寄友的区隔屏障，不是“西窗”而是“共剪”。试问：在没有客人留宿的居家常态里，主人尤其是主人夫妻能不能正常使用西窗的空间？二是王文隐去了“相反证据”。且看白居易的《对琴酒》：“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没有客人，主人独坐西窗，面对琴酒。再看前蜀尹鹗的《临江仙》：“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院中庭。西窗幽梦等闲成。逡巡觉后，特地恨难平。红烛半条残焰短，依稀暗背银屏。枕前何事最伤情？梧桐叶上，点点露珠零。”词中只有月下西窗的寒夜幽梦、枕前伤情和红烛半条。这对理解《夜雨寄北》相当重要，义山诗3次出现“红烛”。不难判断，西窗也是放置琴书，安放睡榻，主人随时可以利用的书房兼卧室。王文中指出“‘西窗’在古代专指客房、客厅”，专指云云绝非事实。如说兼指则无大碍。如果房间多、房间大，则东南西北窗皆可开设，主人根据季节、天气和需要选择使用。白居易《夏日》云：“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王文判断：“如果《夜雨寄北》写的是怀妻，哪怕是怀念其长安故居之类的内容，那么第三句中出现的就应是‘东窗’，而绝非‘西窗’。”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李商隐曾经以《蝉》自喻：“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哪能要求李商隐住着既有东窗也有西窗的多间房呢？李商隐的悼亡诗《房中曲》就说西窗有孩子们的卧榻：“娇郎痴若云（云彩），抱日西帘（西窗）晓。”王文又说：“诗的内容也只能是诗人在巴山夜雨之时，悬想他日北返，造访长安友人……受到友人在‘西窗’款待，宾主相得、长夜晤谈……对该诗作‘寄内’理解，是不能成立的。”只能是云云，殊觉不妥。更加不容易接受的是：无法脑补两位宾主如何“共剪西窗烛”。至于马茂元教授的《唐诗选》解作“在西窗下深夜共谈”，已经远离共剪情景，属于意解而非直解了，此处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