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宋朝题材的影视剧扎堆上播，“大宋文学天团”、仁宗与曹后的政治智慧，一度为大家津津乐道。但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宋朝的对外关系上，会发现，这个王朝的确有些“内强外弱”，打仗屡战屡败。宋朝“重文轻武”成为学界共识。那么，“重文轻武”的“政策”是如何出炉的?它的弊端，赵氏王朝看不出来吗?又为何没有做出改变?

　　本期“史说”邀请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两宋王朝史》和《宋代皇亲与政治》的作者张邦炜，为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宋太祖文武并重

　　记者:张教授，“重文轻武”是宋朝建国后的国策吗?

　　张邦炜:五代重武轻文，是个“粗人以战斗取富贵”的时代。当时这类话语颇多:“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武人得意忘形，文士地位总体较低。

　　与此相反，宋朝重文轻武，“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格局。

　　宋朝“重文轻武”可谓老生常谈。前辈史家大多力主此说。蒋复璁、赵铁寒则将重文轻武称为赵宋王朝的国策。但其中疑问甚多，诸如“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争论有增大的趋势。

　　据我所知，宋朝皇帝从未公开宣称“重文轻武”。史籍上是有“上(指宋太宗)欲兴文教，抑武事”这样的表述，但这句话并不是宋太宗说的，也非宰执大臣说的，而是出自宋代史家的观感。

　　南宋初，武将势力膨胀，进士出身的起居郎胡寅对此很是不满。他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上书宋高宗:“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史称，“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罢之”的理由是所谓“切直”，则表明“右文左武”即使是朝廷的国策也不应广而告之。

　　文武并用，至迟从西汉初年开始，便成为一种传统的治国方针。与此相抵触的重文轻武，显然是拿不上桌面的。就权谋方略来说，公开宣称重文轻武，有害无益，不利于文臣、武将“协和相与”。一言以蔽之，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记者:有一种说法，这个“潜规则”从宋太祖时期就开始推行了。

　　张邦炜: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研究。有学者是断言从宋太祖起便开始重文轻武了。但我认为这并不符合史实。

　　宋太祖重文，当属不刊之论。从言论上说，宋太祖号召“武臣尽读书”，许诺“宰相须用读书人”，表示“事业付之书生”，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从制度上说，他改革科举，废止公荐，推行复试、殿试，又提高进士授官品级，还任用文臣出任地方行政长官。诸如此类，都是明证。

　　但是，宋太祖轻武了吗?宋太祖对武将的确有戒心。他对节度使再三大谈其“为君难”，甚至说:“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官家，即皇帝。显而易见，他最大心病在于武将策动兵变，以至黄袍加身。会不会发生又一次“陈桥兵变”?宋朝会不会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太祖的确为此而焦虑得彻夜难眠。五代后期，策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不是藩镇，而是禁军。所以，宋太祖受禅后，发生了“杯酒释兵权”和“后苑罢节镇”的故事，将禁军和藩镇的权力都变相收了回来。

　　以上都是宋太祖防范武将抑制武将的一些做法。但同时，也要看到，北宋初年，南面有吴越小国未曾投降，北面还有北汉等割据势力，出于现实需要，宋太祖也不可能过于抑制武将，他还需要武将替赵宋王朝南征北战。所以，在史籍中我们看到，宋太祖非常信任御边将领，经济上给予边将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军事上给予边将不经请示自行处置权。

　　五代时期的统治者都是武将起家，宋太祖本人也是行伍出身。开宝八年二月，王嗣宗与陈识在殿试时争状元，太祖居然叫他们在金殿上用比武的方式决一胜负。结果，王嗣宗因比武得胜，从而夺得状元。这件事既表现了太祖的武人习气，也反映了当时的尚武风气。

　　再者，以现实状况而论，即便宋太祖想重文轻武，也没有那个条件，因为当时士大夫群体尚待培育。宋初宰相范质、王溥虽是五代进士，但不仅系前朝旧人，而且水平有限。宋太祖“叹宰相寡闻”，指的正是他们。翰林学士窦仪、陶糓学问优博，皆有才名。宋太祖有意拔擢窦仪，而窦仪并无拜相之心。陶糓上进心切，百般巴结，但宋太祖厌恶“其为人倾险狠媚”，常说:“陶糓一双鬼眼”。宋太祖只能长期任用赵普为相。宋初学校未兴，科举未艾，赵宋王朝自身培育的人才尚在成长之中。南宋人叶梦得认为，这正是当时未能重文轻武的原因所在。

　　所以，宋太祖并没有“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重。也正因是文武并重，才结束了五代重武轻文的旧格局，走出了五代乱世。

　　宋太宗忧心内患

　　记者:这项“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行的?

　　张邦炜:“重文轻武”格局的真正确立是在宋太宗时期。

　　宋太宗登基后，先是统一了南方，又消灭了北汉。但燕云地区还在契丹手里。宋太宗两次北伐，想攻取燕云。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