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认为，原文真正的意义始终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状况决定的，因此也是由客观的历史联系的总体决定的。理解者与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与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的“涌现生成”过程之中，这种过程构成所谓“效果历史”。文本的意蕴只有在历时性情境中才能通过各种理解显露出来。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于文本作者原意的迷信，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解，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都是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的。解释者应该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将文本含义同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相互参照，以寻求两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点，效果历史是科学意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效果历史意识其实乃是理解活动过程本身的一个要素。无论是否被意识到，效果历史都在一切理解中发挥作用，如果对此予以否定，就是否定自己的历史性。凡是在效果历史被天真的方法论信仰所否认的地方，其结果就只能是一种事实上歪曲变形了的认识。凡在人们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认自己的历史性的地方，效果历史就在那里获得认可。

　　在史学中，身处历史长河之中的史家抚今思往，古今对话是史学的宿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解释本身就是效果历史。即使对于历史科学来说，效果历史的反思也是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的基础，如果想让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完全避开效果历史反思的判断权限，那么这就等于取消了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历史理解要求我们有历史性的视域，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我们生存的历史性又是产生视域的前提。我们必须从现在回顾和理解过去，我们又必须同情地理解过去，似乎自己就生活在过去的情景之中。历史是在理解中生成的，历史又决定着我们的理解力，而我们对未来的希冀也规定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事件中的行动，在这行动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被中介”，“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在这种不断的循环解释之中，历史被形塑。

　　反事实方法在历史解释中确实非常重要首先就表现为问题的建立。按照康德哲学，我思的自发性不是由对象给予的，而是只能由主体自身来实现的，这种自发性是本源性的，是我作为主体的禀赋。连接是不能由客体给出的，而只能是由主体自身建立的，是我思的结果。恰如爱因斯坦所说，物理学不能像小学生那样自然是如何就被动地予以接受，不能跟着经验走，而必须像法官一样对自然现象进行审查。包括历史学、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需要反事实方法提出问题。这种反事实方法其实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中得到准确的说明，而胡适的这种方法也是从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先归纳后演绎经典范式的革新版。其次，探究即在于弃同即异，别具一格，众说竞胜。这是历史解释作为探究性解释与法律解释作为独断性解释不同的特质所在。历史学因为注重史料，所以往往容易陷入“文献拜物化”的偏执。思想史家休斯即曾经提醒，历史学家不能忘记的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新的研究进展不仅仅来自于新材料的发现，而至少也能来自于对已有材料的新解读”。人可以创造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这似乎自相矛盾，但可以创造者，乃历史新纪录;无法改变者，乃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客观事实。历史解释只能按照当时情景进行复盘，不能以后人的想当然的自我感受扭曲原貌。移情的理解需要解释者虽然无法卸掉自身历史处境的铠甲，但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在古人的情景中进行历史解读。事实上，历史往往被刻意改写，用冠冕堂皇的大词掩饰原本的事实本相，造成一部分事实被遗忘或者不许被提及。职是之故，过去史家治史，一般都会对正史讳莫如深的事实利用笔记等杂史等加以复原，就是因为正史充其量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而对立面的镜像则需要借助这种当时无法进入大众视野的杂史的反光镜加以呈现。在连篇累牍的历史记述中，重要的内容往往不会明显直陈，相反往往被秘而不宣，一语道破就不复称为天机。这需要对于历史的考察具有敏锐的眼光。有道是: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张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