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政治，同为公共性的社会活动，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加以表达与传递，文学家与政治家拥有同样的激情来从事各种活动，这种种相似使得文学与政治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

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来写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的内容。因为政治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无处不在。作家也好，文学也好，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东坡，他们是当时的文学家，也是他们所在朝代的政治家、官员，也参与过政治活动。文学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比较丰富，比较复杂，需要人性，需要性情。文学写的是生活经验，还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内心的情感、想象、梦幻、经验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

文学家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批判现实的姿态，成为他们参与现实政治的强大推动力，这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单纯的道德理想使文学家与现实政治存在相对的隔膜，他们能不能处理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解决好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既可以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同时也会互相产生负面影响。

张英：怎么看待“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

王蒙：这里所谓的“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表达某一种价值观，或者说是一种价值系统、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不光中国，国外也有啊，我所接触的一些外国作家，虽然他们没有“文以载道”的观念，但是都非常注意“道”。比如南非作家戈迪默，她是得了诺贝尔奖的。在反对种族歧视和为南非的民主、自由与黑人权利斗争方面，表现是非常激烈的。不仅如此，南非的许多作家，包括白人作家，都曾经因种族斗争被关过监狱。他们那种斗争的热情、对社会的关切是非常激烈的。

还有现在中国青年作家们都很崇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本人就强烈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1986年在美国纽约举行世界作家笔会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曾经不准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还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玛戈，曾经到过中东，他非常同情巴勒斯坦，强烈谴责以色列。

又如英国女作家朵丽丝·莱辛特别同情被压迫的黑人。还有玛格丽特·卓布更是一个关怀社会的作家。所以与她们坐在一起交谈时，谈论的话题都是关于民生、劳动者状况、环境污染与文学对改善社会的作用等问题。所以“载道”是不会过时的，关键在于对这个“道”是怎么理解的。在作品中表达一种价值、一种追求，或者表达对某种价值的希冀和愿望，对于艺术来讲是不可避免的。

张英：《王蒙自传》三部曲和《季节》四部曲，一个是非虚构的自传，一个是虚构的小说，放在一起看，就是一个完整的王蒙，用生命完成的思辩与写作。

王蒙：《王蒙自传》三部曲就是我对自己人生命运的记录和回忆。《季节》这四部作品本身就有我的经验在里面。我的作品是为大家写的，也是为自己写的，为自己留下一份立于世间的凭证，保留一份美好、珍贵，不会随着时间而走样的东西。

我的所有作品大致上可以有一个排列，这个排列既是一个写作的过程，又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我写这四部小说的时候，有一种不能自已的、非常急于为这几十年的历史提供一份证词的感觉。人生是美好的，也是短促的，而文学可以抵抗时间的消磨，文学比人生更集中，比人生更宽阔，比人生更长久。

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写的并不是历史，但是我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人。我也没有结论，没有任何判决，但是我提供一份个人的证词。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我写过的东西，人们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份证词留下来。

张英：从《活动变人形》开始，你非常注重小说的形式与结构的变化。《季节四部曲》也是，每一部的创作手法、结构和语言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