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待敌我态度鲜明的工作作风，使得武工队成为真正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力量，打击敌人的革命武装。武工队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也反过来使得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当敌占区的群众苦于日军对百姓的残酷统治，他们热烈盼望的就是武工队的到来，甚至还出现了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武工队员的壮举。这是因为，只有武工队才能让他们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因此，当武工队最终消灭了祸国殃民的敌伪人员，群众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打死侯扒皮，摆酒吃顿席;打死刘魁胜，家家把酒敬;打死老松田，重新过大年。”

　　所以，《敌后武工队》所着力刻画的主人公魏强并不是杨子荣式的勇闯敌营的孤胆英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带领整个小队取得胜利的人民英雄。整个敌后武工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战争年代，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所做出的伟大创举。它既不同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游击队，更不同于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而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真正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对敌伪展开政治攻势的先锋利刃。总之，以敌后武工队为代表的抗日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也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军队。用冯志自己的话说，他将《敌后武工队》“献给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贞的人民!”

　　三

　　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敌后武工队，不仅有着真实的历史基础，而且在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不断蚕食扫荡着抗日根据地，为扭转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各地组织武装宣传队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1942年1月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武装工作队的决定，明确了武工队的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方式。同年8月，由40余名武工队员组成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正式成立。担任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的，正是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冯志。

　　冯志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静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七七事变后，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政治部。1942年，他闻讯分区成立了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就积极报名参加，随后被任命为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从此，他积极组织并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带领队员们拔炮楼、杀鬼子、惩恶霸、除汉奸，运用各种机动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亲身经历促使他想要写作《敌后武工队》，“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三个月后，他就想把武工队的斗争生活写下来，但由于当时的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写作的念头只得暂时放下，但“写它的意愿并没有打消”，直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便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冯志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在党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现在总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把它写出来了。”

　　1958年，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受到广大读者持续而热烈的欢迎，小说不仅多次再版，还先后被改编为评书、话剧、连环画、京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丰富多样的艺术类型，使其以更为通俗化的方式得到传播，同时印证了作品所具有的长久魅力。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敌后武工队》的改编史呼应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症候与文化想象，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但始终不变的是作为经典本身的革命底色和持久的文化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