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出卷，青春作答，主流影视创作正“青春焕发”。《觉醒年代》《1921》《山海情》《奇迹·笨小孩》等一大批主流影视作品着力于对青年群体的呈现和青春故事的书写，表现青年与时代的重要命题，赢得了大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认可，一时成为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接下来，主流影视创作如何以更加富有感染力的青春故事持续吸引青年这一主力消费人群，引人深思。这不仅是一个创作实践问题，更关涉主流价值的传播与引领。

　　让历史与时代建立强链接，拓展作品与青年群体的对话空间

　　对视听艺术文本进行简单划分，一类可归入与现实关联不强的纯虚构作品，如玄幻、魔幻题材的影视剧，另一类是基于历史或现实创作的作品。如果说年轻观众对第一类作品的喜欢，主要源于对猎奇心理、虚幻想象的满足，那么第二类作品要想俘获年轻观众，创作的关键则在于与时代建立强链接，拓展作品与青年群体的对话空间。

　　一方面，在题材处理上让革命历史年代的“青春”与当下时代的“青春”对话。对革命历史题材剧而言，选取历史人物的青年时期作为重点表现对象，往往更能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这是因为年龄相仿让观众和剧作所表现的历史人物处于相近的人生阶段，从而产生更强的代入感。无论是之前的《恰同学少年》《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还是近来的《1921》《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数风流人物》，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阳光青年。与当下的青年观众一样，他们拥有着同样年轻的面孔，经历着类似的成长阵痛，却在迷茫之后找到了坚守的方向。两个身处不同时代的“青春”通过屏幕相遇、对话，让人清晰地看到当年那些青年革命者们的坚定意志，真正领悟到今日的和平幸福与昨日的苦难牺牲之间的关联。

　　另一方面，在叙事方式上让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与当今这个“时代”对话。立足当下，去重新审视、解读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创作者不能机械地再现历史原貌、重返历史现场，而是应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通过真实的情节、丰富的细节和丰满的人物讲述对当下现实具有启示借鉴意义的历史故事。时代是出卷人，青年是答卷人。尽管不同时代的考卷不一样，但青年赶考的艰辛与付出都值得礼赞。将历史表达与现实关联贯通，回答昨天与今天的关系，才能理解“时代”的深刻内涵。比如网络电影《以青春之名》塑造了共青团建立百年时空里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奋斗的青年群像，具象化呈现不同个体的“我”与时代、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影视作品中不同时代的使命召唤与青年想象，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激发年轻观众去思考自身的使命与担当。

　　将家国情怀转换为场景化、可感知的情感

　　影视作品对历史或现实事件（人物）的诠释与表达，如果能契合当下观众特定的审美偏好、接受心理、情感需求，就能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创作要与年轻观众对话，作品符号体系的核心是塑造人物，而凸显人物特质的关键在于性格与情感。当代青年成长于网络时代，他们能够接受纯粹虚拟的人物，却难以认同脱离历史或现实逻辑的脸谱化人物。简言之，将人物形象塑造得真实、立体、不悬浮，是历史和现实题材影视作品激发青年受众情感共鸣的先决条件。

　　一方面，人物塑造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在确保基本史实或事实准确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艺术化处理。对于一个人物是否具有感染力，观众主要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做出认知判断。首先，关于历史、伟人、英雄的叙事越符合时代语境、越常态化，人物越可近，也就越可信。其次，人是具体的个体，符合逻辑与常识的人未必是完美的，个性化创造有时更利于塑造典型人物。再次，人物行为动机也是判别“真实”的重要标准，所以不能脱离观众对人物生活场景的理解。如《觉醒年代》中的革命者均是中青年人，这些“播火者”之所以被观众深深记住，除了他们为信仰赴汤蹈火的坚定果敢之外，更因为每个人物性格分明、形象饱满。李大钊憨实，陈独秀“傲骄”，知识分子的不近常理、桀骜不驯，不仅没有掩盖他们的光芒，反而让观众觉得更真实、可爱，更容易为他们对革命的牺牲奉献而感叹折服。

　　另一方面，塑造可近、可信和可爱的青年形象，是为了与观众实现共情。主流影视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是层次丰富的交响曲，能否处理好情怀、情感与情绪三者之间的关系，关系到观众能否产生“代入感”。宏大的家国情怀可以转换为场景化、可感知的情感甚至小情绪，细微之处更能让人“扎心”又“破防”。事实上，小情绪的表达既挑战剧本编创时的细节构思，对演员的表演功力更是一种考验。《山海情》大获成功，正是在人物真实、细节精准、表演传神基础上产生的共情效应。扶贫干部马得福在剧中没有一句脱贫致富的宣言，也没有一句深情告白，演员对细节的捕捉、对情绪的演绎却让观众被手足情、父子情、夫妻情深深感染。显然，这得益于演员深入体验生活，真情投入角色后与观众达成了共情。

　　着力表现中国青年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