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褶皱里，揉着的多是寻常生活，家长里短、悲欢离合。时间不吝绵密的针脚，将这些寻常缝进人们的记忆。于是，就有了《人世间》里，光字片周家三代热气腾腾的日子；有了《父母爱情》中，江德福对安杰日复一日的温柔；有了《大江大河》里，宋运辉一步一脚印的笃实……

　　寻常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便不再是个体生活的表象。它是集体的记忆，也是历史的余韵，更是变革的注脚，以参差多态的样貌呈现在一部部优质的年代剧里。在大历史与小日子的对话中，我们懂得了如何审视。

　　在凝视中被消解的东西

　　过去不仅仅是过去。年代剧通常以一个家庭故事为典型，以点带面，折射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的样貌。典型不代表以偏概全，也不意味着绝对同现实严丝合缝。用《人世间》的原著作者梁晓声对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警醒来说，“现实主义必然要反映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可以怎样，仅反映是怎样的，那是镜子的功能，而且因人而异，也许是凹凸镜。应该怎样，可以怎样，才使文学更成为文学。”

　　当然，“应该怎样，可以怎样”更多是小说文本的任务菜单。毕竟文学是想象的艺术，但电视剧是凝视的艺术，两者在艺术表达上有着本质区别。电视剧不可避免地会消解小说中人物和时代的深刻性。

　　《人世间》对周蓉的塑造引发一定争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看起来自私且双标。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创作者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力。同时，看上去是“坏人”的骆士宾被设计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人士，虽然在实际情况中不乏可能性，但现实主义的痛感或许还有更广阔的叙述。

　　再者，年代剧虽然有大历史的框架但仍需扎根于剧，“剧”意味着戏剧化，戏剧同时又会解构历史的严肃性。周秉义只身跑去苏联敲定退役的巡洋舰，为军转民的兵工厂解燃眉之急的情节，乍看极具传奇色彩以及个人英雄主义，但实际上是对军转民、国企改制的简单化处理。转型过程中的艰辛在传奇叙事中被消解。历史有历史的延续性，这种消解是对现实层面议题的避重就轻，是对人物丰富性的消减，更是对文艺作品深刻性的折损。作为有史诗意义的作品，对问题有更深层次的揭露是对这类年代剧更高层面的要求，比如对于周秉义这个角色，普通老百姓看不到的问题，他作为具有一定层级的干部还是可以看到并予以表达，人们的情绪不应只停留在苦难上。

　　即便是优质的年代剧也无法回避“凹凸镜”式的呈现带来的人物形象扭曲。文艺创作者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家庭有百态，有千面：《父母爱情》的成功不意味着军人只有江德福一种形象和人设；《人世间》的大热只能说明周秉昆是上山下乡时代，留在城市尽孝的普通青年劳动者中的一个样本，不是标本。中国幅员之辽阔、社会变革之磅礴、时代之激荡为创作者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素材。故事没有套路，人生鲜有重复，如何挖掘、丰富、讲述好中国的故事、中国百姓的故事是对文艺创造者们的考验。

　　戏剧冲突中埋伏的可能性

　　年代剧是中国家庭的生活史诗，但家庭生活由日常构成，终究是柴米油盐，少不了一地鸡毛。倘若只是以编年的角度理解这部史诗中“史”的含义，叙事难免陷入鸡零狗碎的铺成，戏剧冲突也会囿于鸡毛蒜皮的琐碎或者家庭成员关系之间的剑拔弩张。这样的剧虽能下饭，却难言精彩，遑论深刻。

　　戏剧张力和现实主义本是颇难两全的命题，年代剧恰以得天独厚的历史框架为戏剧冲突提供了符合常识的触发点。时代波澜壮阔，接踵而至的重大社会事件让个体命运的述说有了多种可能性，戏剧冲突就埋伏在这些可能性中。优质的年代剧总能给予时代回响，见微知著。

　　《人世间》里周秉昆与父亲冲突的几场戏就是构建在高考恢复，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背景上。考上北大的周家长兄长姐成为父亲给邻里拜年时的面子，也成了周秉昆心里的“小九九”——他明明是家里最任劳任怨的那个。同一对父母，兄弟姐妹的发展从此有了差距，这种差距成了周秉昆眼里父亲“区别对待”的根源，父子矛盾一触即发。《父母爱情》中的夫妻矛盾和姑嫂冲突则构筑于生活成长背景不同的人在特殊时代结合产生的差异。

　　市井人家的小日子因为历史重大事件发生了嬗变，剧情对这种因果联系给予特别关注。个体命运和时代背景深度勾连，这种关注赋予日常变迁感：在《人世间》中，这种变迁感是上山下乡、高考恢复、知青返城、国企改革、经商热潮、棚区改建……两部《大江大河》里是宋运辉的人生履历：大学生、国企干部、下海创业、民营企业主。宽阔的社会背景让戏剧张力无需通过堆砌人设、制造矛盾来呈现——在大历史下过着小日子，在小日子里感受着大历史；烟火尘埃、细水长流，戏剧冲突显出了思想价值，年代剧的厚重感正是根植于此。

　　寻找藏在岁月深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