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鼠摇头摆尾去，丑牛奋鞭疾蹄来。”在我国传统文化里，牛象征着敦厚温和，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便是从不同侧面对其的绝佳描述。国人对牛充满敬意与好感：它孔武有力却不恃强凌弱，任劳任怨耕作不辍，从某种程度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契合度颇高。

　　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牛事如意——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从国博馆藏中遴选出与牛有关的文物和艺术品160余件(套)，其中既有融汇牛角形象的商周青铜礼器、颇具特色的古滇国青铜器，亦有不同历史时期与牛有关的雕塑、绘画，全景式呈现牛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牛有关的节俗传统。

　　在人类早期祭祀活动中，不乏牛的身影。神农炎帝因负责农耕稼穑，便被冠以人身牛首。“执牛耳”“鞭春牛”“耕读传家”等民间风俗，更是牛崇拜文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见证。在民间神话中，道家仙人常骑着青牛，“老子李耳，乘青牛西游”之说流传甚广。骑牛仙人、牧牛童子也常见诸古代绘画。牛郎织女、多如牛毛、九牛一毛、对牛弹琴……诸多与牛有关的典故和成语更是沿用至今。

　　鉴于与牛相关的展品太过庞杂，不妨以历史为线，逐一解之。欲了解商周时期与祭祀、信仰密切相关的神牛，青铜器是不二之选。郭沫若曾断言：“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而亚长牛尊是殷墟数以万计出土文物中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史载，“亚长”是商王朝南部“长”国的部落首领，在商王朝是几可与妇好比肩的军中战神，后战死沙场。牛，正是其部落的图腾，亦称“圣水牛”。细观其形：牛身有长方形口，其上有一铜盖。牛身还密密麻麻布满蛟龙、飞鸟、大象等各类动物形纹饰，牛腹两侧各有一只猛虎非常醒目。殷商时期，青铜器还是敬天拜神的礼器，所以这件亚长牛尊不仅为酒器，更是沟通天神和人间的媒介：勇士骑牛征战四方，保家卫国。

　　另一件西汉立牛青铜钺，为一只小牛立于钺钩一侧，是来自古滇国的装饰器具。斧钺在远古有着丰富的宗教意义，作为传说中蚩尤与刑天的兵刃，深藏强悍力量，为后人敬畏。牛的形象在古滇国青铜器里屡屡可见，如双牛青铜啄、青铜牛头、立牛青铜壶盖，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所藏西汉虎噬牛铜枕、西汉鎏金骑士四牛贮贝器等，均彰显了古滇国青铜器高超的艺术构思和工艺水平，风格古朴洗练、雄浑厚重，与古滇国的动物崇拜与祭祀风俗一脉贯通。

　　展览中，颇具特色的还有各式陶瓷牛文物，如隋代陶牛、牛车。这些文物从生产生活、历史文化、艺术雕刻方面讲述了中国人与牛的故事，展示了牛的历史文化与节俗信仰。汉唐以来，走心的古人经常制作陶质牛、羊、猪、鸡、鸭、鹅等禽畜形象，供奉给另一个世界的先祖使用。随葬冥器中的牛、牛车大量出现，体现了当时的葬俗特点。

　　除单体陶牛以外，“牛车”也是重要的表现主题。据了解，魏晋南北朝及隋至初唐，陪葬冥器中既有马也有牛车，前者多是为男性提供的，后者则是为女性而备，取其行驶稳健、无颠簸劳顿之意。此外，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曾以牛车为清玄高远的标志，乘坐牛车遂为时尚。

　　包括陶牛俑在内的十二生肖陶俑也是古代重要的墓葬文物。唐代规定，身份显赫的官员在离世后，墓中一定要有十二生肖俑。唐代十二生肖陶俑文物在国内有多种版本，国博版本尤为珍贵。这套顺时针排列的生肖俑，为兽首人身，着宽袖长袍，施红绿彩绘(因年代久远褪色剥落)，不同生肖头部有明显的类别特征。从唐代开始，生肖俑的身体逐渐变成人形，只有头部保持动物形象。到了唐末和宋代，生肖俑从人身兽首继续演变为完整人物塑像。同时，考古学家发现，以文官形态出现的十二生肖俑，似乎起源于中国的南方，楚地很可能是这种神灵系统的发源地。

　　从殷商青铜牛，到隋唐陶牛、生肖牛俑，再到现代艺术牛，牛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受时代环境的塑造，历经从神圣到世俗、从功能到艺术、从写真到写意的创造性变化。刘开渠的雕塑小样《牦牛》，中国美术馆所藏为大理石版，国博所藏为石膏版。有趣的是，石膏材料在刘开渠艺术人生中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1944年，刘开渠在制作铜像时，遇到所需石膏粉的价格高涨数倍。他依靠妻子变卖衣物，才将生石膏加工成熟石膏粉，完成创作，可谓伉俪合力之作。

　　牛为艺源，关于牛的图画不胜枚举。说起关于牛的图画，苏东坡写过一则小品：讲四川有个杜姓处士，家藏甚多书画，唐代名画家戴嵩的《斗牛图》是其中珍品。一天，他晾晒书画藏品时，牧童拍手大笑：这哪像斗牛呀！斗牛时，牛的气力在于角，尾巴紧夹两腿之间以便使力，但这幅画里的牛却摇着尾巴相斗，大错特错呢！故事虽为杜撰，却传递出艺术源于生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