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读到此处倒是想起，鲁迅发表《阿Q正传》，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却常被人以为是在影射、攻击某人。鲁迅不由得叹息：“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说来也是有趣，周汝昌先生在书中多处引述鲁迅的意见；而周先生自己，也多次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就是要较真，就是不“雍容大度”。这种态度，实在也有点像他的本家鲁迅。

　　■ 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壮思堂”有感

　　《岁华晴影》中，还记述了周汝昌本人一些文字因缘。比如，1979年，周汝昌应邀赴美参加国际红学研究会，认识了那时尚在加拿大工作、居住的诗词学家叶嘉莹。他与叶嘉莹虽不是校友，青年时代却有一位共同的老师——文史学者顾随。更巧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叶嘉莹在北平就读辅仁大学女生部，该部就设在恭王府；而根据周汝昌考证，恭王府就是大观园原型。他将自己写的《恭王府考》一书寄给叶嘉莹，果然引起叶嘉莹对往事的回忆，写来五言律诗三首，“落落大方、情味弥永”，周汝昌读后深受感动。

　　还有更加奇妙的文字因缘、文化因缘、历史因缘。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日军包围、封锁、解散燕大那一天，他正听系主任谢迪克教授讲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非常精彩入神——而当此际，变生不测了！此事我永难忘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汝昌再度赴美交流，得知谢迪克教授仍健在，已86岁。当初他被日军关在集中营里，还从事《老残游记》的翻译事业。谢迪克教授后来应邀重访北京，他到北大燕园的第一讲，就是重续四十年前被日军打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得知谢迪克教授是《老残游记》的英译者，周汝昌感到兴奋：他非常喜欢和佩服《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是第一个指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就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人，他对《红楼梦》的理解极其深刻。

　　在美国，周汝昌讲的是红学，感怀的是民族的文化历史。1987年，他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交流，讲《红楼梦》的结构。“进了讲室，已经座无隙地。拾头一看，见讲台上方高悬一匾，写着‘壮思堂’三个大字。我心中着实有所感动——在美国的学府中，却挂着中文汉字的匾额，反而倒不像中国人自己，专门效颦一些‘洋味’，以为不如此不‘高贵’，而不去想一想：我们中华文化在海外是如何地受重视而显辉煌。”

　　这间“壮思堂”，记者查阅了一些资料，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所在，本名Jones Hall，直译或可译为“约翰楼”。楼里有爱因斯坦办公室，那位患有精神分裂症、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数学天才纳什常在此楼工作，反映他人生的电影《美丽心灵》在这里摄制。这座楼的202室是一个雅致的会议室，正中间挂着中国台湾著名艺术史研究者庄申教授题写的字“壮思堂”，把Jones Hall译作“壮思堂”，真是很妙。（来源：长江日报 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