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作一比较的是：钟嵘《诗品》论“诗”，只重“天才”，不重“学问”；而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则是“才”、“学”并重，认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文心雕龙·事类第三十八》）可是在钟嵘眼里，“学问”只能使诗人成为后来被颜之推所嘲讽的“詅痴符”（见下）。从这一简单的比较中，完全可以得出钟嵘比刘勰更重“天才”的结论。

综上所论可知，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虽然都是重才的，但却不尽相同。首先，刘勰所论的是“通才”，钟嵘所论的是“偏才”。其次，刘勰“才”、“学”并重，钟嵘则只重“天才”，不重“学问”。故其对后代诗论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从总体上说，二者皆不可轩轾。若要硬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殆因《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故其影响也就更周全；《诗品》因“思深而意远”，其影响就显得更为深入。而具体到对袁枚“性灵说”的影响言之，因为是“对口”的缘故，《诗品》或甚在《文心雕龙》之上。袁枚云：“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骄体文，侭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余续司空表圣《诗品》，第三首便曰《博习》，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这是一段论述自己所标举的“性灵说”的重要文字。论说“性灵说”者，无不引用。此文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即与钟嵘《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及“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之义相同。其后他又引己之《续元遗山论诗绝句》末首，正言钟嵘《诗品》乃“性灵说”之“先导”。而于刘勰《文心雕龙》，则未见有如此明白言说者。其所引《文心雕龙》次数虽多，却多是辨析文体及其它琐细方面如“练字”、“修改”等，没有一条述及论“性灵”者。且《文心雕龙》卷8尚有《事类》一篇专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对于写好文章的重要性。其于随园写诗“不关堆垛”之论，正好相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心雕龙》对袁枚性灵诗论说的深远影响。因为通常说来，事物之“源”都是多元的。即以一个“源”字而论，就有“起源”和“发源”之不同。往往是发源在前代，起源在当世，而发展则在将来。何况是诗论这样复杂的问题呢？就以上面引述的《续元遗山论诗绝句》末首来说吧，它的第一句“天涯有客号詅痴”，就也受主张“天才论”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的影响。其云：“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忽强操笔。吾见世人，至于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詅痴”即这里的“詅痴符”，是对那些本无天才又好操笔作诗夸耀于人的人的嘲讽，说他们的诗作不过是自献其丑的标签罢了。这类江南“詅痴符”，盖就是钟嵘所说的南朝“膏腴子弟”，他们“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比那些“虽谢天才，且表学问”者，更不足道，但也同样受到钟嵘的嘲讽。

总之，我们对袁枚“性灵说”的探源研究，应持“多元论”，那种是丹非素、执方废圆之论，往往有与事实相违者，故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