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四年（1097年），命途多舛的苏东坡接到朝廷“复贬昌化” 的诰命，终于被一贬再贬到了海南岛。虽然海南岛地处荒远，东坡先生又遭迫逐，不得已只能在椰林中建起茅屋“桄榔庵”勉强栖身，但生性豁达的苏东坡却在“民黎杂揉”的这里结识了众多黎民，沉醉于黎法酿酒之甘美的同时也和黎族同胞结下深厚友谊，写下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的名句。苏东坡如何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他的民族观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中国民族报“道中华”邀请曾明教授和大家一起重读苏东坡，一起关注苏东坡的民族交往及其文学影响。

▲苏东坡人生行旅。（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苏东坡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但文学无疑是其收获众多喜爱最关键的因素。那么，您认为苏东坡创作的独异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明：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道：“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这句话似乎有些绝对。当我们穿越历史的厚重幕幔，来看苏东坡逝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他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评价，钻皮出羽，揄扬升天。中国人对苏东坡的喜爱，除了他豁达人格之外，也与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卓越成就密不可分。要说文学的独异之处，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豪放风格的文学。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的代表，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一扫五代以来婉约奢糜的文风，作品风骨卓然、旷达乐观、情感真挚、天然率性，表现力极强。二是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苏轼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苏轼的诗文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积极有为、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在他的笔下，常常表现出一种刚正宏大的浩然之气，体现出对历史、社会、自己负责的担当精神，是对生命体验、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的融合贯通。三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实践者。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从而使“旧体”别开生面，使“新体”更加成熟，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众体兼备，使不同的文学体裁在句式和风格上相互借鉴和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大象无定形，大文无定体，好诗无定法。

记者：苏东坡的作品中有不少篇章涉及民族交往，尤其是其在儋州流放期间，创作了诸多表现民族风习和民族交往的诗文，您认为这些作品体现了苏东坡怎样的民族观？

曾明：苏轼的民族观大致经历了由前期朴素民族观到后期平等民族观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也体现出苏轼的民族思想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并趋于圆融。早年，苏轼进京城不久参加秘阁直言进谏科考试，曾作《王者不治夷狄论》，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他强调，“《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苏轼认为不宜以中国之礼仪来治边疆之民族，其精神实质是严华夷之防，反对夏变于夷。可见其早期民族观仍然是传统文人士大夫所秉持的那一套，未脱离封建文人的思想窠臼，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正因为这种传统的民族思想，因此当苏轼自己初入边远之地时，自然抱有某种成见。这种成见得以转变，我觉得缘于他登上海南岛并在岛上居住了近四年时间后。苏东坡在海南与当地的黎族百姓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他慢慢地融入黎民，继而以自己的才华回馈他们，最终完成了自己平等民族观的构建。

▲刘运良作《椰子冠图》局部。苏轼《椰子冠》诗云：“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图片来源：海南省人民政府网）

初贬海南，因受到种种严苛对待，苏轼及子苏过只能自立更生，不仅自己尝试种早稻，而且也学当地人吃山芋充饥，衣食缺乏之时，更是常常受到儋人馈赠。其诗云：“叩门有佳客，一饭相邀留。舂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偷。”又云，“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儋人靠着手语比划赠送苏轼吉贝布以御寒，这是多么温馨感动的场景。正因如此，苏轼自觉放下负担，很快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他本是极好相处之人，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海南的生活，艰苦但不乏乐趣。苏轼善饮，而儋人黎法酿酒，更深得他的欢喜，以至于经常喝得面红耳赤。他曾赋诗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又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苏东坡在微醉微醺之际去拜访黎族朋友，却在林间迷失了方向。怎么办呢？那就跟着牛粪往前走吧，找到牛栏那离家也就不远了。黎族的小朋友吹着葱叶围绕着我欢闹嬉戏，此情此景，尽管我身处天涯流放之地但又有什么可遗憾呢？这儋州山川之间也自有一股风雅之气。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十五夜，在儋州作《书上元夜游》云：“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峻灵王庙碑》诗云：“琼崖千里块海中，民夷错居古相蒙。”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中说：“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和陶劝农六首》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苏轼从朴素的华夏本位民族观到汉黎一体的平等民族观的转变，正是由于他本人政治失意而被贬蛮荒边疆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在无法挽回自身的政治命运时，他不得已来到了蛮荒偏僻的海南岛，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当地人打交道。因为不了解而怀有偏见，因为了解而放下成见，苏轼民族观的形成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海南岛上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之后，苏轼彻底修正了以往对边疆民族的狭隘偏见。“华夷合同、汉民一体”，正是这些认知上的改变，使苏轼的民族观思想变得圆融无碍，也使其人格形象更加丰满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