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清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在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提到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正是进行这种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民为邦本”和“为政以德”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民”对应“神”“天”“帝”。夏亡于桀，殷灭于纣。夏桀商纣仗着“帝”“天”观念，把政权的合法性放置于天命之上，以为其拥有政权是“有命在天”，暴虐其民，导致国灭命殒。夏商的灭亡促使以“小邦周”身份推翻“大邑商”的周初统治者深刻反思，认为王朝命运所系在“德”而不在“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惟有“敬德”，方可“保民”，拥有天下。如果说，“天命”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性、虚幻的政权合法性基础，那么，“德”则是人的内在主体性、合法性基础。《尚书》反复强调统治者要疾敬其德、“祈天永命”。《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德”是得到人民和土地的基础。土地是不会移动的，人心则会改变，所以，“德”的内涵进一步落实为民。《尚书》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言以蔽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天命到德，进而到民的转变，是我国上古政治思想从神秘主义到理性主义，从神本到民本的质变性飞跃，奠定了中华政治、中华文化以至于中华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民本已成为普遍的治理思想。老子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左传》记载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又记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民，是现实中的人。以民为本，就要“为政以德”，顺从百姓意愿推行政治。《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是应顺民心之义。《论语》提出“尊五美、屏四恶”的政治主张，其第一条是“惠而不费”，实现途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同样表达了顺应民心之义。百姓最大的愿望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丧死无憾。实行德治，就要满足百姓的物质利益。《论语》主张对百姓要“富之、教之”，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让百姓有稳定的家产，进而推行教育，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德”具有贯通个人品德修养和国家政治的特性。孔子要求统治者加强道德修养，减少欲望，更多地把财富分配给百姓，通过德政让百姓自愿归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儒家思想塑造了把统治者以至于每个人加强德行修养作为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的文明特色。《大学》主张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特别是主张“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奠定了“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正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宝贵文化资源，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更须反复锤炼“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修养，努力做到为政以德，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奋发作为，再立新功。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5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