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亡国罪责，将王安石定性为亡国祸首，并再次重修《神宗实录》。从此，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地位持续下降。

　　《神宗实录》在南宋初定稿，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真相多有遮蔽和扭曲。由此造成现存文献中变法派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所以，承续南宋初定下的这个基调，元明清三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尽贬低。

　　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我对王安石的兴趣，始于1997年秋至1998年春夏。当时我和王水照先生合著《苏轼传》，王安石令我迷惑，又令我好奇。他和苏轼是政敌，曾多次阻挠神宗重用苏轼，但是晚年退居金陵，又与苏轼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彼此推崇，惺惺相惜。对我而言，王安石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2014年到2020年，我系统地研读了王安石文集及相关史料，并撰写了《王安石传》，对王安石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具体到“勇者”，后世儒者也有诸多阐释。概而言之，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勇者”，应具备知羞耻、懂荣辱的道德尊严感，知行合一的行动力，安于贫贱忧戚的平常心以及献身伟大事业的牺牲精神。

　　王安石的一生，始终闪耀着“勇者”的光芒。

　　15岁之前，王安石的人生理想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以知识学问为工具，赢取功名利禄，就像宋真宗在《劝学诗》中所写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5岁之后，王安石读了很多书，有了很多思考，在17岁那一年确立了新的人生理想，那就是：持己守正，修养德性，成圣成贤，进而济世安邦。这是儒家所谓的“为己之学”，即通过知识、学问来实现自我德性的完善。

　　他勇于自我否定，跨出了“勇者”的第一步。

　　北宋中期的政治体制与官衙设置比前代更规范、更完备，在施政风格上崇尚老成持重，宽简为政，不扰民。但也由此带来一些弊端：各级机构互相掣肘，人浮于事，互相推诿；敷衍塞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常习故，以含糊为宽厚，以因循为老成。在这种风气之下，对勇于作为者，轻则讥刺谤议，重则打击压制。

　　但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从他所作《鄞县经游记》一文，即可真切地了解他的工作状态。那一年，他不到30岁，在鄞县任知县。这是他的一篇工作手记，其中记录了他从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初七）到戊子（十五）9天的调研经历。这些天，他分别借宿在慈福院、广利寺、旌教院、开善院、景德寺、资寿院等寺院里，吃的是素食。每天一早出发，有时半夜才回到庙里，一天往往走好几个地方。“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在9天时间里，他走遍了鄞县下属的14个乡，工作作风真是非常扎实。

　　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也记载了王安石治鄞县的情况：“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王安石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兴建水利。第二是救济灾伤。宋朝设有常平仓，用于调节物价。丰年粮价低，官府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储备在常平仓中；灾年粮食涨价时，再以低于市场价售卖给百姓。由于许多官员不作为，常平仓名存实亡，没能发挥实际作用，一旦遭遇饥荒，贫穷人家往往不得不赊借高利贷，甚至卖儿卖女卖田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青黄不接时，王安石将常平仓里的粮食借给衣食不济的百姓，等到秋天收获季节，百姓再加一点利息还回来。第三是兴办学校。第四是保障地方治安。因此，鄞县百姓都非常拥戴他，甚至在他离任之后，还为他建造生祠，世世代代怀念他。

　　“虽千万人吾往矣”，推进改革

　　在声名鹊起后，王安石还勇于拒绝名利的诱惑。

　　宋代崇尚文治，建国之初，即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称为“三馆”。后来又建秘阁，合称“馆阁”，负责修史、藏书、校书等事务。馆阁之职，相当于朝廷的人才储备库，是通往高级官员的必由之路。进入馆阁任职，须经过严格选拔。通常进士第三名以上及第者，地方任职一任可申请考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名，经两任可申请考试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