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病》里，先生回忆自己小时候受衍太太这样一般人观念的影响，也难突破自己心底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不能让父亲平和地离开人间，这部分描写是极为揪心的：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地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 ；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儿，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

先生对于自己内心的活动没有丝毫矫饰。他对自己的剖析、辩难与忏悔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把这样私密的心绪公之于众，在那样的时代需要极大的勇气。

再来看看《二十四孝图》一文，里边流淌着非常强烈的愤慨情绪：“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这句话多次出现，如交响乐的鼓点重击，表达了先生的极端愤怒。他以“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为例，写了传统文化中可怕的荒谬与不人道：孩子知道自己要被父母活埋了还要喜笑颜开逗笑父母。先生写道：“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先生让我们真切地意识到，白话文运动并非只是一种语言方式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观念、思想乃至生存的根本变革，是必须挣脱传统的枷锁步入现代的一场抉择。这让他的愤怒有了深厚的思想根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宣泄。因此，我还是想再感慨一次：真诚最终要落脚到思想的深度上来，那种人云亦云的聒噪，只会沦为浅薄甚至帮凶。

我一直觉得鲁迅先生是个拥有和煦目光的长者，就是来自于这种感觉，他横眉冷对的巨大火气不是出自他天生的性情，而是出自历史与时代的紧张和激烈。他洞察到了历史进程中涌动着的疯狂燃烧的火山熔岩，他孱弱而敏感的身体被灼烧着，如沸水的煎熬，完全无法承受。他的呐喊与其说是怒吼，不如说是疼痛的呻吟。只是他耻于哀吟，他要大声地嚎叫，他以伤口迎击疼痛，他要将那团深不见底的黑暗振聋发聩。

那淤积在历史地层上的高密度黑暗，也淤积在他的心间。

因此，《朝花夕拾》用文字显影了一些记忆里的人物，但更是要清理那淤积的历史血管，清理那溃败扭曲的世道人心。每篇文章在人物出场之前，先生总会勾勒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后交织成一张绵密的信息之网，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出场，便注定了是立体的人、有深度的人。无论是《范爱农》涉及的辛亥革命，还是《藤野先生》涉及的日俄战争，莫不是如此。

看看《范爱农》中写出的历史时刻：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

寥寥数笔，就将当时的历史场景还原出来，并暗含着深刻的洞察力。在这篇文章中，先生以自己和范爱农一起办学校又失败的事情，写出人在乱世的可悲命运：渴望革命，渴望巨变，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革命的力量看上去是摧枯拉朽的，但现实生活的改变依然是缓慢的，渺小的个人怎么能不彷徨和悲凉呢？那无力承受者的结局只能是极为凄惨的。比如范爱农的死：“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这个细节让人心惊。“直立着”意味着非正常的死亡，也意味着某种巨大的痛苦与不甘。

他写下那三个字的时候，一定怀着揪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