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文化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规模化生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群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生动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原始场景。特别是“前坊后居式”大型连间长房中的F1面积超过15呼方米，极为罕见。

　　第四，揭露出以陪葬大量猪下颌骨、玉钺、弓箭、象牙器、少量陶器的大型墓葬为代表的屈家岭高等级墓葬区，人骨保存甚佳，社会成员等级分明。可能具有编织功能的成束骨针的发现为中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五，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第六，因独山玉石具有很强的标识性，灵宝西坡墓地、巩义双槐树遗址、保康穆林头遗址、沙洋城河遗址、淮滨沙冢遗址以及南阳盆地和其周围的西峡老坟岗遗址、淅川下寨、镇平安国城等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和南阳黄山遗址相类似的独山玉器，疑似为“黄山造”，这可能反映了该遗址生产的玉石器的交流范围已超出南阳盆地，到达豫西、豫东南、鄂长江北岸广大地区。

　　第七，已清理的重要遗迹均及时进行现场保护，多层次保存较好的史前文化遗存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目前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工作，K7、K8发掘工作也已过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代表的国内39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尤其是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

　　截至目前，6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遗物埋藏状况已经基本清楚，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200馀件，另提取象牙500余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神坛”，玉璋、戈、凿、神树纹琮、器座，石戈，陶矮领瓮、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象牙雕等，部分遗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前所未见。

　　本次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意义重大而深远，主要包括：

　　第一，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促进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第二，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国字山战国墓葬发现于2013年，该墓葬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筑卫城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大桥街道彭泽村洪光塘西南。城址地处赣江南岸二级阶地的边缘地带，下方直接俯瞰赣江河谷。城址东西长410米、南北宽36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城址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高处达2米。城墙外侧的城壕清晰可辨。城址周边分布着大量同时期的城址、遗址、墓葬等，构成了以筑卫城为核心的聚落群。在城址周边有国字山墓群、牛头山墓群和郭峰墓群等。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以西，由四座形制接近、规模相似的大型墓葬组成，国字山墓葬即是其中的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