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秦腔《三滴血》演出剧照

　　莫高窟第112窟《反弹琵琶图》（中唐）

　　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演出剧照

　　严森林

　　由我省戏剧理论家王正强、周琪合著的《秦腔通史》不久前和读者见面了。该著作被列为2021年度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项目，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文化创作与保护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和甘肃教育出版社重点出版书目等。全书上、中、下三卷，150万字，从宏阔架构和丰富史料以及多视角、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视野与缜密写“史”精神看，两位作者的确下了大功夫、花了大力气。

　　首先，《秦腔通史》以翔实可靠的文史资料，记述了“秦文化”的浑厚雄奇，同时用准确细腻的笔触，讲述了古老秦腔的从无到有。其间，还贯穿对秦腔“起源说”乱象的批评、对古代文人戏剧与民间戏剧“雅”与“俗”的辨识，提出“乐”的本质在于“和民”（和民之乐）这一全新概念，由此体现出作者“以民为本”的艺术观和价值观，并为当今“以乐教和”继而创建和谐社会赋予时代新意。其次，提出“甘肃是文化早发地区”的定位。正是有了这个定位，对于夯实远古伏羲一画开天、兴制琴瑟，女娲巧作笙簧，黄帝“正六律，和五声”首出甘肃，作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解释。继而又结合大地湾地画“女巫作舞图”、嘉峪关黑山舞蹈岩画、玉门火烧沟陶埙以及遍及全省的史前乐器等出土文物，作者大胆提出“当人类文明的曙光还未完全普照华夏大地时，甘肃就已启开了歌舞戏剧之门”这一观点。正是作者站在这两点上，引领读者从先秦之秦声秦姿、秦汉之西凉之声、魏晋之西凉乐舞、隋唐之西凉大曲以及晚唐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讲唱作品中蕴寓的戏曲文化基因等民族乐舞精髓，通过犀利的分析对秦腔形成的文化背景有了深度体认。作者又以“歌舞当然不是戏曲，但戏曲却是当然的歌舞，或者说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歌舞”，言简意赅地道明歌舞与戏曲之间的承递关系。

　　谈及“大唐盛世”更是高屋建瓴，直言唐代歌舞虽然达到了登峰造极，却充作少数权贵享乐之娱而变味，特别是皇家平时用乐的过度奢华而走向极端。表面看，似乎是“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的破败促成教坊梨园的衰微，论实质，正是乐舞失却“和民”本真而重新回归于民间。北宋以后，各地说唱曲艺、民间戏曲纷纷兴起，正如作者在该书中所言：“‘和民之乐’一旦回归自然本真，便有了亘古常新的艺术生命力”。这可谓是发前人之未发、言前人之未言的专业理性灼见，该著论述的重点也由此转入北宋“兰州影”、明代“西秦腔”、清末“西皮调”和“北派之秦腔”密针细线地阐发和描述。

　　首先，甘肃西秦腔承“古凉州民习秦声已久，甘州亦然，西陲最尚”（《凉州府志》语）之古风，无论秦汉“西凉之声”还是隋唐“西凉大曲”，始终以秦人精气、秦地地气、秦声元气化育自身，初创时又受魏晋“五凉”影响，炼化出“以上下两句倍之”（顾颉刚《清代影戏史》语）的腔调即“老虎调”，故而一经出世，就展示出深山虎啸般的豪放气势。这一点，孙楷第、顾颉刚已有专论肯定。五百多年后的两宋，以传法为目的的手影戏，完全变成以娱乐为宗旨的民间皮影小戏，即“兰州影”“华亭影”“陇东调”，并随弄影艺人行艺乞食步履，徙涉千里传入北宋京都汴梁（今开封）。公元1127年，金兵平灭北宋后，由此裹挟其北上南下并流向全国。北上之“兰州影”化育出河北“涿州大影”和北京西城派皮影，南下之“陇东调”又被称为“吹腔”“西秦腔”，对浙江绍剧、婺剧、扬州乱弹、江西赣剧、江苏锡剧、上海滩簧戏等剧种均产生重要影响。明初，当西秦腔皮影之“老虎调”，发展成甘肃舞台秦声“大戏”之后，它那“秦声以甘凉之雄，犹似劲敌”（清叶德辉《重刊秦云撷英小谱序》语）的尚武风骨，不仅在后世甘肃秦腔擅演功架为主的生净烟火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对清乾隆陕西乱弹腔（昆梆）给予直接影响。这便是清末日本戏剧家青木正儿所言：“秦腔自其名称上即可知其出于陕西，然追溯其源则实出于甘肃”（清末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的真正因由。至此，作者以史料为据，宣称甘肃西秦腔对中国戏曲的两大贡献：一是首创板腔体戏曲声腔体制，二是首开胡琴主奏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