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人才，信任不疑，是这一时期一些统治者得到人才回报的主要原因。前秦苻坚看准王猛“有卧龙之才”“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他不顾本族官员反对，拜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王猛任职“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苻坚心不生疑。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三》）

　　争夺佛教人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作为佛教重镇，信奉人数众多。各族统治者出于自身的信仰，也为了抢占佛教领域的统治权，因而展开对佛教人才的争夺。

　　梁朝僧人慧皎撰《高僧传》共收入魏晋时高僧496人，其中有甘肃僧人54人。唐朝高僧道宣撰《续高僧传》共收入南北朝高僧215人，其中有甘肃僧人23人。两书所列魏晋南北朝高僧，都是领袖一方的宗教人才，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竺法护，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晋武帝时随师竺高座游西域，遍学诸国语言，带大量佛经来到长安，前后译经47年（266年—313年），几与西晋相始终。由他译出的佛经有175部，354卷，史载他“声盖四远，僧徒数千”“时人咸谓敦煌菩萨”（《高僧传·法护传》），在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中都有极大影响力。

　　鸠摩罗什（343年—413年）是出生于龟兹的一位高僧，“道流西域，名被东川（国）”。（《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前秦主苻坚命将出师，万里提兵，征服龟兹，抢夺鸠摩罗什。当大将吕光将罗什迎到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时，苻坚已经败亡。于是，吕光将罗什留在身边，建立了后凉政权。十数年后，后秦国主姚兴同样使用武力，将罗什从凉州迎到长安。几个皇帝武装争夺一个高僧，这是特殊历史时代独有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所争夺的不只是一个僧人，而是高僧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影响力，是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希望。

　　鸠摩罗什所培养的佛教人才，如僧叡、僧肇、道生、道融、昙影、慧严、慧观、僧朗、道恒、道标等所谓“十哲”，将罗什的佛学思想传布到各地，又在许多方面加以发挥，使其更加严密和系统化。

　　继前秦向龟兹、后秦向后凉武装争夺鸠摩罗什之后，北魏又以武力相威胁，向北凉索要高僧昙无谶。昙无谶（385年—433年）聪敏出众，二十岁时已能诵大、小乘经200余万言，又明解咒术，国人称他为大咒师。昙无谶来到今甘肃武威，得到北凉主沮渠蒙逊的厚待，他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等协助下，译出《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金光明经》等20部、60余万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远慕其名，遣使到北凉索请，并威胁沮渠蒙逊说：“若不遣谶，便即加兵”，蒙逊不为所动。北魏又改变手法，遣使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蒙逊表示昙无谶是他的“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高僧传·晋河西昙无谶传》）一方威胁、利诱，甘愿付出高价；另一方则是宁死不愿割爱。一位佛教人才为什么会让两个政权如此激烈地争夺？除了高僧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外，其他理由都解释不通。

　　各政权重用佛教人才，一是任为僧官。北魏自孝明帝正光（520年—525年）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资治通鉴》卷158）北周经过宇文邕毁佛，僧尼人数有所减少，但仍不下百万人。各政权统治者将高僧安置到各级佛教管理机构和寺院、丛林，通过他们加强对广大僧尼、信众的管理。在各政权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高僧往往能起到特殊的作用，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行政决策、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是引导社会舆论。魏晋十六国北朝，中国佛教流行由鸠摩罗什译介的般若中观思想。中观派认为人们只要通过修炼，具备“般若”（智慧），便会解脱，“不复往来生死中。不往来生死中，则无垢恼”。（《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给天天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指出一条摆脱“垢恼”的途径，得到精神慰藉。在佛教舆论的强大引导下，人们以虚幻世界的安乐，宽容了物质世界现实生活的苦难，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