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发展的第一阶段，都城从陇山之西的西犬丘和秦邑，迁到了陇山之东的汧渭之会，完成立国重任，用时大约100余年。秦人发展的第二阶段，都城从汧渭之会一路东迁，先后经历了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多个时期。定都咸阳的时候，秦人彻底完成了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秦人用时500多年。

　　秦人东进的同时，并未停止向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的扩展。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开创了中国郡县制的雏形。其时秦国在陇西的疆域依然在渭河沿岸。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疆土有了大范围扩展。秦献公元年(前384年)攻灭狄族，设立狄道(今甘肃临洮)。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设置陇西郡，三十五年(前272年)诱杀义渠王，在其地设北地郡(今甘肃宁县西北)。至此，秦在关中西北部拥有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后秦国又修筑了从陇西郡到上郡的长城，将防御线连成一起，建立了稳固的西北根据地，为消灭六国奠定了后方基地。

　　秦人在陇西高原和关中平原的斗争过程，是血与火的战争历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考古发现来判断，秦人在继承商文明、尊崇周文明的同时，吸纳了西戎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归顺秦人的戎人，不断被秦人移民安置到关中一带。戎人的文化和文明从一个侧面支持了秦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的壮大，戎人融入秦人势力的过程，也扩展了秦国族群结构的多元丰富性。

　　秦人东进，陇山一直是基点。进入关中前，秦人以陇山为轴心，促进了陇西高原游牧文明和关中平原农耕文明的互动。入主关中之后，秦人对关陇两地的治理更加速了两种文明的融合。关中平原和陇西高原以两种地理区位和两种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秦国的立国根本。以陇山为轴心的关陇互动结构，催生的文明动力、军事战力、文化实力，最终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席卷全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中国的先贤圣哲都在幻想完成“四海之内”“九州之域”的“天下中国”建设，然而，“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让“天下”变为现实的，是发端于陇西高原、成长于关中平原的秦人，他们由秦国而大秦，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中国”。

　　开通西域

　　秦人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伟业——一统天下，也制造了二世而亡的悲剧。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对抗，刘邦最终胜出。刘邦不仅继承了秦朝的国都，而且基本沿用了秦朝开创的制度。

　　刘邦之后，通过文景之治，汉朝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如果以上《汉书·食货志》的表述属实，刘彻接班时的汉朝，真可谓富得流油。然而，匈奴带来的耻辱，大汉皇室内部成员记忆深刻，如鲠在喉。

　　刘邦死后，匈奴单于写信骚扰吕后：“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算第一大耻;“(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卯”，一路南下，突破萧关，直逼长安，这算第二耻。

　　过去七十年，除了发生这两大耻，匈奴对汉朝的要挟、骚扰、挑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汉匈之间的和平其实是有限的和平，是汉朝深陷屈辱的和平。

　　“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也”，汉朝要长治久安，必须一揽子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这是事关汉祚的命脉问题。刘彻有这个雄心壮志，他一心要建立比肩秦始皇的功业，很快就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汉朝的北部和西北地区，全是匈奴的地盘。刘彻在公元前138年派出张骞去西域寻找同盟，欲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断匈右臂”。不料张骞离开后杳无音信。

　　联兵作战实现不了，刘彻只能靠自己。从公元前127年到前119年，刘彻先后发动13次大规模对匈作战，向北部的进攻从北方前线多点出击，每有胜算，迅速撤还，回环往复地驱赶，终将匈奴赶到了漠北;向西部的进军，源源不断的汉家将士翻越陇山，以陇西为前哨，不断出击，完全占领了河西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