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陇东分区各县及时召开县参议会，对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进行改选，同时要求在酝酿确定县、乡两级政府委员和参议员时，各级党组织应该主动限制自己的候选人，积极替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候选人，帮助他们参加竞选。陇东根据地共产党员的这种主动谦让、真诚合作的精神，使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极大地促进了民主政治在陇东地区的贯彻实施，有力维护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新正县（今正宁县）在1941年第一次乡选时，群众普遍不愿参加选举，对于提出的候选人，认为只要不提到自己，提谁都成。但到了1942年，群众的思想就有了明显进步，能积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与党支部提出的候选人竞选。一些人过去把担任公职视为麻烦，通过民主选举实践，增强了为群众办事的荣誉感，工作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

　　“三三制”的成功实践，消除了其他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各阶级对抗日民主政权的犹豫和怀疑，给各党派和各阶层民众提供了参与政府工作的机会，使陇东根据地政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团结抗日和建设边区的积极性，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包括陇东根据地在内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最为连贯和完善、最具有示范作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并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初具规模，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二、造福群众，彰显人民至上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赢得了陇东人民的衷心拥护，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937年4月，庆阳县（今庆城县）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振奋人心的“反冯灭霸”斗争。庆阳县“八大家”首户大地主冯翊清作恶多端、欺压百姓，曾利用担任赈务会主席之便，私自侵吞赈灾款项，致使饿死了不少人，在当地民愤极大。群众曾先后两次控告他，但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纵容包庇，最终都不了了之。

　　冯氏家族的种种暴行，激起陇东地区党和军队的同仇敌忾。红军中央教导师和中共庆阳工委发动群众在报纸上揭发冯翊清贪污腐败的罪行，并在抓捕冯翊清父子后，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甘肃省政府和西峰专员公署发去通电，使其罪行家喻户晓。随后，庆阳县城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许多受苦受压迫的群众上台控诉冯翊清父子的罪行，经红军中央教导师与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会审，判处冯翊清等三名豪绅有期徒刑10到15年，其贪污的款项也如数归还人民。

　　“反冯灭霸”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伸张了革命正义。一个长期鱼肉乡里、犯下累累罪行的恶霸地主，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能够岿然不动、安然如山，但当中国共产党一到，他们就不得不低下头来向人民认罪。如此鲜明的对比，大大激发了陇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党在陇东的群众基础由此更加坚实。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陇东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动各级党的干部逐渐形成了深入基层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1936年，习仲勋在担任环县县委书记期间，坚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使新苏区的老百姓渐渐认识了共产党，都说“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他们主动给县委提供情报、站岗放哨，使革命政权得到有效巩固，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担任关中分委书记期间，习仲勋多次与正宁民团王大牙、彬县民团李仰之、宁县民团庞铭胜等民团头目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和瓦解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