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山归来不看山”的话，那么也可以这样说，“游罢承德不逛庙”。就是说哪里的庙也没有这里的这么集中、这么壮丽、这么辉煌、这么多式多样。关键在于这里的寺庙不是以民间布施，而是靠皇家的财力而得以建造。

据了解，全承德市除“外八庙”和避暑山庄内的寺庙以外，尚有敕建官修及民间的寺庙就有近300处。这些寺庙虽然建筑规模不一，但是儒释道三教俱全，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融为一体，是承德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问题来了，避暑山庄周围共有12座寺庙，那清廷为什么要建这12座寺庙？这12座寺庙又为何叫“外八庙”呢？

远处磬锤峰下的圆亭子叫“普乐寺”，为汉藏结合式的寺庙

传说，乾隆初期，国势昌盛，中原等大部分地区都比较稳定。但热河以北的蒙藏等少数民族部落之间还时常发生争斗，当地人民被搅得不得安宁。乾隆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武官主张用武力消灭这些部落；文官认为以金银赏赐求平安。对这两种做法，乾隆皇帝都觉得欠妥。这时，有人说峨眉山洪晨九道士德高望重，可共议大事。乾隆传旨请洪晨九下山，然而洪晨九不肯下山。在朝文武要治洪晨九抗旨之罪，乾隆说：“众卿不必多言，此事朕自有主张”。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皇帝不上朝。原来此时乾隆皇帝早就离开京城往峨眉山去了。乾隆皇帝带着一名随从，打扮成普通百姓登上峨眉山与洪晨九交谈。当乾隆得知洪晨九拒绝进京是为了看看自己能否像刘皇叔那样，做到“三顾茅庐”时，便挑明身份，讲清了来意。皇帝私访峨眉山，使洪晨九深受感动。他跪拜请罪。乾隆皇帝将其扶起，共商大计。

避暑山庄宫墙外的热河泉

洪晨九说：“以贫道之意，最好是化干戈为教化，因势利导。人常说，蒙藏多以喇嘛教为信仰宗旨，热河乃京都之后之大门，是军事要地。圣上何不依其特点，于避暑山庄东北面，连建几座喇嘛庙，用以表彰少数民族英雄的功绩和各族首领的聚会交流。久之，兵戈自灭。”乾隆皇帝闻言大喜，夸这是个好办法。传说归传说，但清帝还是按照这个意图实施了。

伴随着清王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13-1780年），用了60多年的时间，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麓，星罗棋布地兴建起了12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形成一个皇家寺庙群落。它们是：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溥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溥善寺、广安寺已不复存在，广缘寺也只有基址，溥仁寺一直没有对外开放。1937年日军侵占热河，罗汉堂被日军做为军火库，里边的508尊罗汉像，大部分被毁。只剩下197尊罗汉像，现保存在普佑寺东西厢房内。1947年罗汉堂又被国民党十三军拆毁，现只留下几棵古柏树作为见证。

罗汉堂遗址上的柏树

那么当时清廷为什么要建这么多规模宏大的寺庙呢？康熙皇帝有学者尊之为“千古一帝”，也有学者尊其为“千年一帝”，他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了“康乾盛世”的伟大局面。康熙说过这样一句话：“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在清代是修庙不修长城的。为什么？清帝认为，修好一座庙，胜养十万兵。用乾隆皇帝的话说：“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忱。其俗皆崇信黄教，用构兹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巨丽之观也”。乾隆皇帝既不迷信，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出于“绥怀”的政治目的。可以说避暑山庄周围的12座寺庙的建造都与一段民族团结的动人历史故事息息相关。

据记载，在这12座寺庙中，溥仁寺、溥善寺为康熙时所建，其余10座为乾隆年间建造。它们以巨大的体量、堂皇的色彩和恢弘的气势，在充分体现其自身作用与艺术价值的同时，烘托、渲染、辉映着山庄，与之形成一个统一的空间艺术整体。

远眺“外八庙”

尤其是乾隆时期修建的10座寺庙，当时设计都面向避暑山庄，以山庄为轴心，形成一种百川归海、众星捧月之势。用“外八庙”的金碧辉煌反衬山庄建筑的青砖灰瓦，犹如外庙之对山庄一样，更赢得了边疆各少数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这也象征着“康乾盛世”的强大和统一，充分体现了天子居中、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及其以宗教为工具笼络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巨大力量。

据《热河园廷则例》记载，“普佑寺一庙多附人普宁寺”，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此三庙向未安设喇嘛”，其余8座寺庙由清廷派驻喇嘛，归北京理藩院管辖，由理藩院发放饷银，在京师设有8处“下处”（办事机构）。理藩院是清朝政府统治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清廷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下的40座寺庙中，承德的这8座寺庙居于长城以北、古北口外，所以俗称“外八庙”。天长日久，“外八庙”也成了承德12座寺庙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