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耙地、播种、扬场、耕地景象的砖画。

古代人民劳动场景。（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河西地区相对安定。但受东汉后期镇压羌人的战争和当时中原战乱的影响，包括今甘肃全境的凉州地区，户口减少严重，社会生产遭受破坏。在这种情势下，甘肃各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和私家地主从转换生产方式入手，官方推行屯田、占田、均田制；私人地主则建立庄园制经营形式，又采用和推广一系列先进的生产技术，官私经营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给后人留下可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启发。

　　农业凋敝和官私应对策略

　　东汉末至魏晋以来，中原战乱，史书记载当时的景象是：“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元怀荼毒之苦。”（《晋书·戴若思传附弟邈传》）全国人口急剧地减损，凉州也不例外。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凉州有115县，331260户，每县平均2880.52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到北魏孝武帝永熙中（532年—534年），整个凉州仅有20县，3274户，平均每县只有163.7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半个世纪左右，凉州号称“独安”，人口仍然总体减少近95%，应了“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句谚语。当然，所减大多数是贫民和小自耕农。以那样凋零的户口，散布在如此辽阔的地域内，社会经济衰败的景象可想而知。

　　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户口，保障军需供应，维护和扩大统治地盘，这一时代各政权的统治者，提出和推行多样化的经济转型模式，如曹魏实行屯田制、西晋公布占田法、北魏颁发均田令等，都是从组织形式上确保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的有效办法。遍布各地的世家大族也创立以规模化、多样性、武装护耕为特征的庄园制生产方式。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做法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实践证明，这一时期无论国家经济还是包括甘肃在内的私家地主庄园制经营，都是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必然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多种经营方式的推行

　　曹操以敏锐的政治眼光，首先抓住“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这一关键问题，并总结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历史经验，大兴屯田，“得谷百万斛（一斛等于一石），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国时期，邓艾受命“解狄道（治所在今临洮县）之围。围解，留屯上邽（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州区）”。（《晋书·段灼传》）曹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晋书·食货志》）。说明汉末三国时期，甘肃作为曹魏统治区的一部分，设置屯田，采取政府直接组织兵民生产的措施，为曹魏国家解决急缺的粮食问题作出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屯田一直零星地存在。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北魏正式推行均田制，将脱离国家和私家地主控制的逃户或“浮浪人”即流民检括出来，登入国家户籍，按照“计口授田”的原则，分配给他们以荒闲田地，使其变为国家税户。均田制规定：男夫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只能种粮的份额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良”即普通农民）。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加倍划给，休耕两年种一年的田地，加两倍划拨。民众成年后开始受田，并承担赋役。年老免除赋役，身殁后田地收归国家所有。奴婢、牛随有无还受，有则授田，无则不授。露田之外，又有桑田（专门种桑养蚕的份额田）。桑田可以世代继承，“身终不还”。（《魏书·食货志 》）

　　当时甘肃是“土广民稀”之处，因而均田制在这里推行的情况，当是按令文中“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的条款执行。即除牧民外，农业区和以农为主的民户，都可以按劳动能力所及，随意占种荒田，并不受均田令授田数额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