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新的经济政策指引下，全省农村改革率先起步。但是，从1979年农民自发搞包产定产到组，到1980年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从“顶牛”、“纠偏”，到“承认现状”、积极倡导的曲折过程;农村的改革始终伴随着两种不同认识的激烈争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贵州就有一些社队自发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对这种作法，当时众说纷纭，有的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关岭县顶云公社《“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和《“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