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简牍之乡，从1907年斯坦因获得敦煌汉简到后来的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马圈湾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的考古出土，甘肃先后共有六万余枚秦汉简牍面世，其中汉简的出土量占全国汉简出土量的82%。这些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秦汉简牍不仅是研究秦汉时期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的珍贵资料，也是汉字从篆书到隶书直到后来的行、草、楷各种书体发展演变的直接载体。我们从中能清楚地看到字体从秦篆转变为隶书、草书和行、楷的早期演进过程以及各个不同时期书体的风格特点，借此能够深入了解秦汉简牍书法的艺术风格发展和影响因素。

　　汉简中的篆书和隶书

　　在甘肃，汉代篆书相关出土文物数量比较少。与秦篆相比较体格近方，而且笔法已有隶意，因此后世将汉代这种渗入了隶变形构的篆书称为“汉篆”。甘肃出土最具汉篆特点的墨迹留存至今的主要代表性帛书之一有甘肃简牍博物馆藏“张掖都尉棨信”帛书，1973年出土于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绛红色缯帛，高21厘米，宽16厘米，上端有素绂，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棨信是一种表示题表的旗帜，为官吏出行时系悬于竿上的仪仗之物。“张掖都尉棨信”仅仅六个字，但显示出的篆书写法和动态线条的清劲刚逸特点，反映出西汉晚期敢破敢立汉篆书风的书法精神，颇具个性特色。

　　秦隶起于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于战国后期，到汉武帝时期衰落。其特点是形式和结体明显带有篆书结构，却已极少屈曲盘绕线条，其书体介于篆书和汉隶之间。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古隶墨迹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的“天水放马滩秦简”，计四百六十枚，成册于战国秦王政时期，可分为甲本、乙本及墓主记等三部分。皆为古隶书体，字形略扁，用笔重起轻提，线条不见分书的蚕头燕尾，有时显的短笔画快有跳跃感。肩水金关汉简经典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也有古隶意味。汉隶是由古隶发展演变而成，有完整的蚕头燕尾形态和破磔用笔，其特点为笔势生动，风格多样。汉隶书体简占甘肃出土汉简书体80%以上，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相利善剑刀册”，内容主要是辨识宝剑的标准和方法。共六简，容字二百一十个，标准八分隶书，墨色如新，结构横扁，十分工整，笔画少变化，代表汉代官方八分隶书的较高成就。

　　汉简中的草书与行书

　　甘肃简牍书体章草比较成熟，在汉简墨迹中是一种相对独立且辨识度较高的书体，又是由草隶向今草体演化的过度体，形成于西汉中晚期，盛行于东汉至魏。主要特征是打破隶书方整、规矩、严谨的写法，将早期草书和汉隶相融，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扁方，笔带横势，用隶之笔法，却破了隶书法度，结体得到了很大的简化；笔画存有波磔但十分简省，书写自由、节奏感强，线条质朴凝练；章法上字字独立，大小不拘，极少连绵。章草简牍的代表性简册有马圈湾汉简中的章草简和居延新简《隧长焦永死驹劾状》。启功先生在描述汉代章草时说：“汉代草书简牍中的字样，多半是汉隶的架构，而简易地、快速地写去，所以无论一字中间如何简单，而收笔常带出燕尾的波脚，且两字之间绝不相连。”应该说《死驹劾状》简册代表西汉末东汉初发展成为约定俗成的日常草体技法。而马圈湾汉简中的章草简也是代表简册之一，字数多，草化比例高，和《死驹劾状》相比又独具特色。

　　行书书体是在书写中形成的无定制的书体，并非楷书产生后的半真半草。行书产生的时间很早，只是表现形态不同。人们观念中的行书，也是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到东汉晚期成熟。甘肃简牍中的东汉早期行书墨迹，多属含有草书、分书笔意的一些“大象无形”之迹，是字形风格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综合众多出土资料考察,可确定行书萌芽可追溯到西汉，正式产生大体在东汉至魏晋之际。

　　汉简中的楷书与帛书

　　楷书作为一种通用字体是在南北朝时期，而其发端则要追溯到西汉中晚期。完整的楷书简在金关汉简和其他西北汉简中并不多见，单字楷书穿插于其他书体在简牍中则稍微常见一些。目前完全的汉代楷书简几乎看不到，有些汉简上的楷书意向已经初见端倪，如1974年8月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建武三年城北隧长病书》册，有完整的纪年“建武三年”，为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公元27年）。全文属于正体隶书，但是个别字已经出现了楷化现象，如“月”“匈”“勺”、“朔”等字偏旁，提顿笔、趯钩笔均出现，这些属于早期楷书笔法。第三简末批语“今言府请令就医”为大字粗笔草书，这是东汉简上行、下行文书常常出现的现象。同时期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湖南长沙的三国吴简和长沙东牌楼简也有此现象的存在。因此楷书出现应该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年。